边城古堡和消失的主人
刘邦厚
有谁会想到在距边城黑河四公里的江边豁地竟保留着一座完好的古堡。
占地约两公顷的高墙和院中的西式楼阁用红砖砌成，从山上望去，绿树红堡、蓝天白云、雀飞鹰翔，真若一幅欧洲中世纪的油画！
只是墙院四角各置一座高达三、四十公尺的圆型炮楼，炮楼上层层枪口像黑眼睛似的俯视四方，不免在那张“画”上有几分不协调的感觉。
这座形似古堡的建筑是军营，是监狱，还是火药库？
只要是沿着陡峭的坡路来到城垣朝南的大门，抬眼看看那用刀斧砍削过的石匾，会发现用繁体刻着“振边酒厂”四个大字。
一个酒厂何以建在没有人烟的山间谷地？明眼人会说，酿酒用的大宗粮食和成吨的酒浆岂能靠一条陡峭的山路运输？就是空手走到黑河的市井货栈，必有足够的脚力才行。
如果沿着古堡大墙绕行到北面，脚下有一条浩大湍急的水路，那就是被俄国人称作阿穆尔河的黑龙江。与南岸一岔之隔的江面上，突现一椭圆的小岛，像块门前的碣石，为酒厂提供了天造的泊船港湾，所用的物资和成桶的白酒从这里泊进泊出，极为方便。
徐氏父子和振边酒厂
振边酒厂的老掌柜姓徐，名曰徐祥久，和我父亲是同闯“崴子”、逛“庙街”的山东胶东人。两人都在俄国远东诸城卖过苦力，跑过行商，淘过沙金，只是因为他们在远离海兰泡的结雅金沟，才躲过了1900年“庚子俄乱”那场屠杀中国人的劫难。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两人同情“红党”，却都因为都积攒了点产业，而未能参加由华工组成的“红色中国营”。
徐祥久结交了不少商家富豪。据说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竭力掩护一个家缠万金的德国巨富从远东流亡出俄国，得到了一笔十分可观的酬金。
徐祥久凭借他在国外积累先在哈尔滨和天津等地投资发电厂和酒厂，成为哈尔滨开埠时期的洋洋大户，他完全可以在京津一带扩大家业，可他硬要把可获厚利的八十万现大洋投向偏僻荒芜的边塞
1900年黑河对岸只有几十名手持长枪的沙俄哥萨克，居然将五千多名手无寸铁的中国人驱赶到滔滔的黑龙江，发生地就是他酒厂坐落的五道豁洛的对面。
他曾亲眼看见殷红的江面，漂浮着被江水泡胀的尸体，那水连马都不肯喝
可见徐祥久倾注万贯家财，将从德国购买的最新酿酒设备投放到山间谷地，既是追惜！也是祭奠！更是吞咽耻辱的抗争！
1914年，徐祥久先投两万元羌洋（旧卢布）创办黑河恒耀公司，从事木材加工和直流发电，成为上个世纪初黑河最早的新兴工业企业，然而宛如细流的家业无法展露他宏图大业的志向。
1921年7月，徐祥久无从知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日子，但他清楚那个年月，苏维埃远东结束了十四国的武装干涉，敞开了和中国通达的边门。早已发酵的“酒曲子”，顷刻间在巨大的淋锅中隆隆飞旋起来，当徐祥久抖着手尝着第一滴酒时，他的泪水该和酒浆融到了一起……
用现代工艺酿出的振边酒，醇香可口，余味无穷。贩酒的车马络绎不绝。徐祥久很快成为远东的最大酒商。
父亲曾经讲过，徐祥久回山东老家，在掖县朱桥镇举办由洋鼓洋乐引路的华彩游行，堂而皇之地撑着“振边”的旗号，扛抬着振边酒厂的机械设备模型，车上装着负有盛名的振边酒，供乡亲无偿啄口品尝。他还在乡里的学堂办起了“振边酒业”成就展。
1921年至1931年，是振边酒厂兴旺发达的十年，是徐家扬眉吐气的十年。
为了防备山林中出没的土匪打劫，酒厂护院的家丁终日在四角炮楼上瞄视四方，高墙上还拉起了电网。但已是固若金汤的酒厂仍叫徐祥久有几分放心不下。他想到了家业的以后。
徐祥久把通晓俄语，擅于交际的儿子徐日晓择为第一继承人，又把他的侄子徐日明接来开办金矿，而他自己往来于黑河和津户之间，督办徐氏家族的另一伙子人启创工商大业，但是他尚不明白，黑河这座边城，是中俄关系的寒暑表。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中东路引发的苏军和东北军的边境战争，顷刻间把超常热度的无税贸易降低到零点。时隔两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黑河这个中俄边衅的肇发地，一下子转变为日苏对峙的桥头堡。
从此国门关闭，货阻路绝。振边酒厂在苏联远东和国内市场的经销脉络被折断，振边酒厂滚滚如流的财源枯竭了。
徐日晓， 汉奸还是英雄
1931年10月10日，“双十节”刚过，徐祥久独立江边，挥泪送走去赴省抗战的马占山将军，他的眼前一片茫然。
血气方刚的徐日晓凭借通晓日、俄语，擅于交结的本事，在日本人面前百般周旋，但历史留给他的只是个狭长的险地，振边酒厂处于转转停停，停停转转的半倒闭状态。
在黑河人眼里，徐日晓是日本人赏识的日满“协和”人物。他的机灵，他的善变，让许多有良心的人不敢靠近他。
忧心重重的徐祥久终算安然地离世了。
1945年8月15日，黑河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徐日晓成了苏军卫戍司令的翻译官，而且被苏军推为由黑河各路头面人物组成的“地方维持会”成员。
黑河人对徐日晓变色龙般的行为，无不藏恨在心。三年后，人民政权轰轰烈烈横扫伪满时期的反动余孽。徐日晓三个字清楚无误地印在即将镇压的花名册上。
然而，枪响倒地的人犯里没有徐日晓，黑河人不知徐日晓哪里去了，这成了多少年的一个难解之迷。
我曾隐约听说有人在哪儿见过他，没带镣铐，身穿布衣，完全像个无业游民。不知他是越狱了，还是释放了。
直到1985年，我才在黑河地方志办公室见到曾是苏联远东情报员时任黑河公安局长的王玉口述的外调材料中，见到了这样的文字：
“就在要镇压徐日晓的头一天晚上，有个陌生人来见我，他说他是‘远东’（远东情报局）派来的，说有要事请我过江。当时我早已脱离了‘远东’，过江非同小可，我请示时任黑河地委书记的林＊＊和副书记岳＊＊，他们同意我随那人带警卫连长赵＊过江，但要绝对保密。我冒险跳过流淌的冰排到了对岸。一位苏军少将设宴接待我。他开口就说：你们已经错杀了‘远东’的胡玉祥，你们明天要处决的人里，徐日晓也是我们的人，希望不要再出现这样痛心的事……”
原来徐日晓是苏联远东情报局的人。所谓远东情报员，是20世纪30年代苏军总参情报部借助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名义和力量，在苏联远东建立的情报机构，主要目的是掌握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境一带驻兵力部署和战略基地的情报。黑河是远东情报局的一个情报组的驻地。1946年土匪进攻黑河时，初建的人民政权尚不知远东情报组织的内情，错杀的黑河办事处主任胡玉祥（相当于第一任专员），是情报组的负责人。
胡玉祥曾通过黑河驻苏联领事馆联络引渡一批爱国青年，成为远东情报局的红色战士。1931年为马占山将军副官的王玉曾是远东情报局的成员，但他不知道徐日晓的真实身份，他和徐日晓的名字却都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掌控之中。
也许正是为了防止由于徐日晓的特殊经历和复杂身份被误解而酿成不幸，苏军司令部在46年撤离黑河之前，用飞机把徐日晓护送到哈尔滨徐氏家族另作安排，不想两年多以后，被公安部门寻踪找到，押回黑河。
这期间振边酒厂的一切事宜由徐日晓的伯兄徐日明负责。徐日明则是经商、办金矿的企业家，没有介入远东情报组织，只因和徐日晓有亲缘关系，一并收监审查，后被释放遣往内地。
不管怎么样，在第二天排枪未响之前徐日晓得救了。
没有人公布事实的真相，徐家的人依然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净身出户”。
三位来自延安的干部，一直守口如瓶，缄默无言。凭着他们的政治经验，他们认为不放徐日晓不行，公开释放徐日晓也不行，虽然当时中共两党尚未闹翻，斯大林还健在，但是无法向心存积愤的黑河人把事情说清，或许他们想到了真有那么一天，会有另外一个政策把他们三人的决定全部否定。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三十八年后，八十多岁的王玉在沈阳干休所里，第一次把深藏在肚子里的话吐出来的原因。
空荡无物的古堡，被人遗忘了。
遗忘了也好，因为谁也不愿到那个荒芜又蹩脚的地方，去拆刨砖木，去盖民宅，去垒猪舍或者添补某个建筑的亏空。
几十年过去了，从高坡上望下去，古堡依然气魄，依然光彩！
我离开黑河，常常闭目遐思：
古堡城下的江面那么窄，岂不正是秘密渡江最好的通道；古堡高墙森严，坚不可摧，岂不是最安全最隐蔽的接头地点；明里和日本人打得火热，甚至不惜牺牲父辈的积存，岂不是更能掩护过江人传递情报的秘密行动……
作为远东国际发法西斯情报局，在二战已经结束之时，对盟国地方政权错杀胡玉祥和即将处决徐日晓，了如指掌，足以表明两岸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微妙复杂的阶段。
“远东”的兄弟党之间的正义和谬误、友谊和反目，在日后那场“文化大革命”中，一股脑地被敲定为“敌我矛盾”性质，而到落实政策的时候，“远东”的人已寥寥无几了。
徐日晓没有回来；他始终没有彻底向人袒露自己的真实身世；他在默默吞咽了难以洗清的苦水之后，在青岛那座水天幽静，远离黑河的城市无声无息地离去了，据说他的后人还在，至今谁也没再回古堡看看。
古堡，不该遗忘的历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八十年代“空中之友”的著名主持人徐曼。这位当年台湾家喻户晓的徐曼“小姐”，如今已经年过花甲。
不知有多少离散骨肉在她亲和甜蜜的声音感召下渡海团圆；不知有多少团圆的骨肉从两岸向她祝福，可有谁又知道，她就是从那座古堡走出来的。
徐曼十岁那年和比她大两岁的姐姐，跟着父母，怀着一腔的惊恐，坐着一辆老马拉着的破车，离开古堡，一步一挪地从黑河走到齐齐哈尔，又越过长城，来到天津，最后落脚北京，开始了别样的生活。
徐曼作为徐日晓的侄女，能回忆许多儿时的逸闻趣事，却难以说清叔叔的特殊身世。
有人劝她回黑河落实振边酒厂的产权政策，徐曼只淡淡一笑：
“倒是想看看，那里有我的童年啊！”
十年前，我以徐日晓为原型，以振边酒厂的古堡式建筑和泊船的小岛为影视基地，先写出了长篇小说《百年风流》，又拍出了54集电视剧《黑龙江三部曲》，在全国各地热播了一阵，实现了把一个一个古堡人物活现在屏幕上的愿望。
值得庆幸的是黑河市委、市政府决定今年在黑河建立“旅俄华侨纪念馆”，在共产国际红色特工一栏里，徐日晓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其父徐祥久创建的古堡式振边酒厂的微观模型，将以独特的风采和广大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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